在华制造与高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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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常乐 于 July 01, 2017 22:27:25:[新观察/xgc2000.org]

Made in China,一般翻译成“中国制造”。这是不准确的,原文只是标注产地,不是标注制造者,因此准确的翻译是“在华制造”。制造者当然是某个企业,可以是中资的(中国境内自然人或法人所有、控股、控制(只拥有少量股份,甚至不拥有股份)),也可以是外资的,还可以是中外合资或合作的。

标注Made in China的产品,一般是出口的。中国的出口制造业,投资最多的是外资,其次是私人资本,而国有资本投资较少。

看到过一个口号:把“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如果变换为:把“在华制造”升级为“在华智造”,那么就不光是呼吁中资和中资控股出口制造企业,还呼吁在出口制造业中占大头的外资和外资控股企业了,但是问题是外资和外资控股企业为什么要听你中国人的来搞升级呢?

“智造”是什么意思呢?很可能是高技术制造的意思。high-tech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高级技术,例如高技术材料、高技术武器;另一个意思是技术含量高,例如高技术制造。

高技术企业,可以是使用高级技术的企业,例如美国英特尔、高通,也可以是技术含量高的企业,例如中国华为。技术含量高的企业,相对于劳力含量高/劳力密集型的企业,例如台湾鸿海/富士康,也相对于资本含量高/资本密集型的企业,例如美国高盛、新加坡淡马锡。

劳力含量高的企业都希望升级到技术含量高的企业,但是成功率不高。

以台湾鸿海/富士康为例,主要在中国从事劳力含量高的出口数码和电脑产品代工组装,也曾少量制造自有品牌电脑板卡和整机,但是限于技术和品牌很弱,停留在低端产品,难以提升。由于在华制造成本飙升,富士康逐渐增加使用机器人,这小幅提升了代工组装厂的技术含量。鸿海收购夏普,可以获得后者的技术含量高的企业、响亮品牌和专利技术,但是富士康能否拯救和管理好技术含量高的夏普,还未可知,而且收购技术含量高的企业之路,在求购东芝闪存制造部门上碰壁。鸿海/富士康距离升级为技术含量高的企业的目标还很远。

再以中国联想为例。联想起家于劳力密集型的内销电脑组装,发展到内销和出口电脑制造,并购了IBM的ThinkPad笔记本制造部门。再扩展到内销和出口数码产品制造,收购了摩托罗拉手机制造部门。IBM和摩托罗拉都只是出售了几年品牌使用权和设计团队,保留了大多数专利技术。近期联想电脑出口和手机内销和出口都大幅落后于竞争对手,被迫退回到着重电脑内销。

鸿海/富士康和联想都是巨型上市企业,有融资便利,试图通过收购技术含量高的出口制造企业来升级为技术含量高的企业或增加技术含量,都如此艰难,那么中国私人资本或私人资本控股的非上市劳力含量高的出口制造企业,要升级为技术含量高的企业,就更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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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乐| 发达地区与“东北亚途径”

发达地区一般有较高的人类发展指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工业化水准和生活品质。通过采矿业而非制造业也可能达到较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类发展指数,例如文莱、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但是一般不被承认为发达地区。

发达地区可以按照地缘政治史分成几组,首先是西欧和北欧的:安道尔、奥地利、比利时、塞浦路斯、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冰岛、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列支敦士登、卢森堡、马耳他、摩纳哥、荷兰、挪威、葡萄牙、圣马力诺、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

其次是美洲和大洋洲的:美国、加拿大、百慕大、波多黎各、澳大利亚、新西兰。

再次是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以色列、澳门。

最后是东欧(推翻共产主义政权)的: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亚洲的7个发达地区中,6个在东亚,只有以色列在西亚。以色列的国民大多来自欧洲和北美,发展模式是学习西欧和北美的。东亚的6个发达地区中,日、韩、台包含城乡,而新、港、澳只是城市,非常特殊。

美国的东亚经济学者乔.史塔威尔(J. Studwell)在《亚洲教父:香港和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附注1,网上有林行止为此书中译本写的序言,附注2)中分析了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发展途径,认为较为相似,称之为“东南亚途径”,而日、韩、台的发展途径较为相似,称之为“东北亚途径”。

东北亚途径有三个要点:(1)土地改革;(2)鼓励出口导向的制造业;(3)自由/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

前两点的顺序,日本和韩、台不同。日本是先有鼓励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后有土地改革的成功,而韩、台是先有土地改革的成功,后有鼓励出口导向的制造业。

鼓励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不同于鼓励进口替代的制造业,虽然二者都属于工业化。首先,出口导向的制造业,需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也就需要把效率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而进口替代的制造业,往往借助于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不需要把效率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其次,鼓励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只能发展出一些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种类,不可能全面发展,而鼓励进口替代的制造业,会不顾比较优势,产品种类多多益善。

日、韩、台鼓励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发展出一批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本土企业。走东南亚途径的地区,虽然从1960年代开始也试图鼓励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但本土资本不愿费力冒险投资,继续投资于坐享暴利的本地特许、垄断行业(不可贸易部门,如房地产、金融、物流、通信、公用事业、零售),而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主要由外资投资。

土地改革为工业化前期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防止共产党等恐怖主义组织和暴民得势,保证了社会稳定。走东南亚途径的地区未进行土地改革,多数受到共产党等恐怖主义组织和暴民的长期困扰,较容易管治的纯城市地区新、港、澳受害较轻。

自由/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为市场经济发展和创新提供保障和可能性。日、韩、台都在自由/法治化和民主化后发展出达到国际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创新能力。走东南亚途径的地区,多数未进行真正自由/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阻碍了市场经济和创新能力的发展。

东北亚途径之前有西欧北欧途径和北美大洋洲途径,这三条途径都包含鼓励出口导向制造业和和自由/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北美大洋洲的欧洲移民,起点比较公平。东北亚途径的土地改革,是为了公平的改革。

东南亚途径的前辈是拉美途径,后辈是中国途径等,拉美化、东南亚化、中国化是差不多的陷阱。走上不归路,未必能挣脱出来。即便能挣脱出来,代价也将是高昂的。

附注

1. 乔.史塔威尔,《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史钰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7。J.Studwell, Asian Godfather: Money and Power i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London: Profile Books Ltd. 2007.

2. 林行止,亚洲“教父”面面观
https://item.jd.com/10779595.html

(20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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