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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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常乐 于 July 14, 2017 00:10:20:[新观察/xgc2000.org]

冯学荣的“客家人,太平天国与黄粱梦”(附注),主要谈客家人与太平天国的关系。有些问题可以聊聊。

客家人是迁移到南方的北方人与土著族群融合的结果,土著族群主要有赣人、闽人、粤人和苗瑶人。赣人和闽人是更早迁移到南方的北方人与苗瑶人融合的结果,而粤人是更早迁移到南方的北方人与壮侗人融合的结果。客家人在赣南(古赣州府等)形成习俗和方言,向西扩展到闽西南(古汀州府),向南扩展到粤北(古梅州府、韶州府、惠州府等),再散布到广西中南部、 重庆北部和中部、四川中部和西南部、台湾西北部和南部等地。

我在“汉族是人种、族群或国族?”里谈到过客家人:

“汉族是不同族群融合的结果,一个例子是客家人。客家人超过3950万,分布很广,可以看中澳合作研制的客家话地图。[1]

从图中可以看出,客家人分布在广东东部(梅州)、中部(惠州)、北部、福建西部(汀州)、江西南部(赣州)、广西中南部、 重庆北部和中部、四川中部和西南部、台湾西北部和南部。

客家人有一些与畲族相似的起源传说和习俗。关于客家人的来源,以往有两种说法,一是中原移民,二是畲族汉化。

中原向岭南等南方的大规模移民,最早的记载是秦始皇时期,此后延续到明代,但是客家人与周边说粤语、平话、闽语、赣语、西南官话的人群方言和习俗不同。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移民的时间有先后,第二是融合的土著族群不同。

畲族有70多万人,主要分布于分布于福建、浙江、江西、贵州、广东、湖南、香港和澳门,99%使用畲话(山哈话、山客话),接近于客家话。广东东部和中部的1%使用畲语(活聂话),属于苗瑶语族苗语支。

苗瑶语族和最接近的侗壮语族的归属,是有争议的。李方桂认为它们和傣语(缅甸的掸语、泰国的泰语)等构成台语系(泰语系)。后来有些大陆学者认为它们应归入汉藏语系,因为有声调,但是声调也可能它们受到汉语影响而出现的。从畲族99%都说接近于客家话的畲话,可以看到汉语对土著族群语言的强大影响。

客家人分布很广,融合的土著族群应不限于畲族,还有其他苗瑶语族、侗壮语族等的土著族群。他们的畲族来源传说,如同太原大槐树下来源传说一样,只是传说罢了。”

冯文开头就说:

“满清入关两百年,汉人的人口从一个亿,疯涨到四个亿。

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是由于明末清初红薯从海外的引入以及推广种植。”

导致汉人人口暴涨的引进粮食作物,除了红薯,还有玉米和马铃薯。我在“玉米、红薯和马铃薯为何难以成为好的主食”里谈到过:

“玉米、红薯和马铃薯原产于美洲,前二者传入中国是在16世纪(明代),后者是在19世纪或16世纪。这三者都是容易种植而且高产的,前二者在中国不少地区成为主食,导致中国人口从晚明开始暴涨,此后经历了明末清初旱灾、水灾、蝗灾、鼠疫、天花、饥荒、农民军、官军与清军的混战和大屠杀,人口锐减。”

冯文说到,拜上帝教的创派教主洪秀全是客家人。为了吸收信徒,从家乡广东花县(今广州花都区)跑到贫穷客家人较多的广西桂平县(今桂平市)去传教。早期信徒成为太平军的核心成员。太平天国的王爷数以百计,最有名的大多是客家人,例如南王冯云山、东王杨秀清、翼王石达开、忠王李秀成、遵王赖文光、英王陈玉成。

冯文最后说到:【1929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提出《禁止污蔑太平天国案》,勒令全国人民在任何正式场合谈及太平天国历史,均不得使用“粤匪”、“粤贼”、“长毛”等称呼,而必须使用正式称呼“太平军”。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查禁所有丑化太平天国历史的出版物。】

国民党禁止攻击太平天国,原因并不单纯。首先,孙文等同盟会领袖认为太平天国是自己反满种族革命的先驱。其次,孙中山等广东的同盟会领袖认为洪秀全等是广东的革命大英雄,而且同盟会高官中广东人最多,例如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冯自由、王宠惠、胡汉民、汪精卫、陈璧君、朱执信、廖仲恺、何香凝、古应芬、许崇智、邹鲁、邓泽如、李福林、邓铿、姚雨平。孙中山从1917年起三次开府广州,又任用了大批两广高官,例如谭平山、陈公博、邓演达、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张发奎、陈济棠。再次,同盟会和国民党高官中有些是客家人,例如廖仲恺、邹鲁、邓铿、姚雨平、宋庆龄、邓演达、张发奎、陈济棠。最后,国民党也是从华南北伐的,把太平天国称作“粤匪”、“粤贼”,国民党觉得像是指着和尚骂秃子。

大陆客家人还有不少名人,例如丁日昌、黄遵宪、刘永福、刘光第、陈寅恪、王力、林风眠。

中共的中央苏区是客家人聚居区。原来分别割据为赣南苏区和闽西(南)苏区,后来连成一片。赣南是丘陵区,闽西南是山区和丘陵区混杂,都是穷山恶水,政府管治薄弱,共匪乘机割据。

中共高官中有些是客家人,例如朱德、叶挺、叶剑英、张鼎丞、萧华、刘亚楼、杨成武、杨勇、胡耀邦、郭沫若、陈丕显。

台湾的政治人物或高官有些是客家人,例如李登辉、蔡英文(祖母是排湾族)、苏贞昌、许信良、宋美龄、王升、吴伯雄。新加坡的李光耀是客家人。

附注

冯学荣| 客家人,太平天国与黄粱梦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7/客家人,太平天国与黄粱梦.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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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常乐| 汉族是人种、族群或国族?

“汉族”和“中华民族”都被中国官方和很多人当作民族,却让人感觉是很不同的。“中华民族”是梁启超的国族(nation)建构理想,遗留问题是中国少数民族(或族群,ethnic group)的认同程度。“汉族”在所指的人群中认同程度很高,是因为有共同语、人种外在共性、共同祖先传说等因素。其中部分因素的表现,可以看看台湾作曲人侯德健为流行歌曲“龙的传人”写的歌词: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
它的名字就叫长江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
它的名字就叫黄河
虽不曾看见长江美
梦里常神游长江水
虽不曾听过黄河壮
澎湃汹涌在梦里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巨龙脚底下我成长
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
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
巨变前夕的深夜里
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
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
多少年炮声仍隆隆
多少年又是多少年
巨龙巨龙你擦亮眼
永永远远地擦亮眼

此歌中描述的这群人,有以下几方面的属性:

(1)地域——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

(2)共同祖先传说——龙图腾的远古部落,这排除了非汉族。

(3)人种外在共性——“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这排除了白种人族群。

(4)相同的现代史——武昌起义以来的战争和敌对,这排除了不少不把这整段现代史作为共同历史的人,如部分香港人、台湾本省人和原住民。

汉族中官话和晋语人群,占大多数(现在约为七成),可以相互听懂多半话语,但是他们大多听不懂其他方言。其他方言人群,大多也听不懂自己方言之外的方言,而且在教育普及之前,大多听不懂官话。

汉族的外在人种特征,与其他黄种人差别不大,无法借此把汉族人与其他黄种人区分开来。

汉族基因组等内在特征的研究,起步不久,而且不太可能找出汉族共有而且独有的特征,因为汉族的历史就是很多族群融合的历史。举个例子,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作者之一陈刚,曾祖父是印度人,曾祖母是汉族人。一半印度人血统的祖父,外貌还像是印度人。祖母是汉族人。四分之一印度人血统的父亲陈歌辛(流行歌曲作曲者),外貌像是汉族人了。母亲是汉族人。八分之一印度人血统的陈刚,外貌也像是汉族人。按照自我认同或血统多少,陈刚是汉族人,但是按照中国传统的父系谱系来说,陈刚就是印度人了。汉族混血的严重程度,恐怕会否定共同祖先传说。

很多族群融合为汉族的历史,复杂多端。以往的描述都是从远古传说到现在,这从开头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下面将从现在开始回溯。回溯的依据是族群互动历史和方言历史。方言产生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同语言的融合。

汉族是不同族群融合的结果,一个例子是客家人。客家人超过3950万人,分布很广,可以看中澳合作研制的客家话地图[1]。

从图中可以看出,客家人分布在广东东部(梅州)、中部(惠州)、北部、福建西部(汀州)、江西南部(赣州)、广西中南部、 重庆北部和中部、四川中部和西南部、台湾西北部和南部。

客家人有一些与畲族相似的起源传说和习俗。关于客家人的来源,以往有两种说法,一是中原移民,二是畲族汉化。

中原向岭南等南方的大规模移民,最早的记载是秦始皇时期,此后延续到明代,但是客家人与周边说粤语、平话、闽语、赣语、西南官话的人群方言和习俗不同。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移民的时间有先后,第二是融合的土著族群不同。

畲族有70多万人,主要分布于分布于福建、浙江、江西、贵州、广东、湖南、香港和澳门,99%使用畲话(山哈话、山客话),接近于客家话。广东东部和中部的1%使用畲语(活聂话),属于苗瑶语族苗语支。

苗瑶语族和最接近的侗壮语族的归属,是有争议的。李方桂认为它们和傣语(缅甸的掸语、泰国的泰语)等构成台语系(泰语系)。后来有些大陆学者认为它们应归入汉藏语系,因为有声调,但是声调也可能它们受到汉语影响而出现的。从畲族99%都说接近于客家话的畲话,可以看到汉语对土著族群语言的强大影响。

客家人分布很广,融合的土著族群应不限于畲族,还有其他苗瑶语族、侗壮语族等的土著族群。他们的畲族来源传说,如同太原大槐树下来源传说一样,只是传说罢了。

客家人是岭南岭东(两广和福建)汉人三大族群之一,其他两大族群分别说的是粤语和闽语。有些人说这些族群跟越南人人种接近,原因之一是把越南人称为越族。

越族的正式名称是京族(泾族)。中国的京族主要分布在广西东兴市江平镇的巫头、万尾、山心这三个海岛。2000年人口普查,京族人口22584人,基本上能够通用粤语和汉字。他们的祖先是16世纪初开始陆续从越南北部的涂山等地迁徙而来的。越南的京族约有7900万,约占总人口的86%。

法国巴黎圣路易医院学者对京族的基因组研究结论是:“研究比较表明京族与其他东方族群有密切的基因联系”,但京族有七个独特的基因特征。这些研究成果,以及京族遗留的侗台酶形态,表明京族源于台语族群和马来人、汉人。(附注)

京语属于包括高棉语等的南亚语系,但是现在的岭南,没有少量京族之外的南亚语族群。

京族人种和语言的不一致,原因应该是这个融合形成的族群(源自台语族群、马来人、汉人和南亚语族群)被南亚语族群影响、征服和统治了很长时间,改用了融合了台语、马来语、汉语的南亚语,形成京语。这如同畲族改用了融合了畲语的客家话。

越族的另一个含义,是中国古籍中春秋时代以及之前的百越(百粤),分布在淮河以南到岭南。就现在的后裔来看,主要是台语族群。汉族与百越融合的族群,主要是非官话和晋语族群(上述三大族群和乡话、湘语、赣语、徽语、吴语族群),其次是邻近上述族群的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族群。

南方汉人与土著族群融合的事例不少,再看两例。

临高人约60万,分布在海南岛北部。他们的习俗像周围的闽南人移民后裔,但是语言不同,后来被叫做临高语(临高话)。临高语有一套读书音,可以读出汉字。读书音的话语,不识字的人也能半懂。

最早研究临高语的是20世纪初在海南岛传教的法国神父萨维纳,著有《萨维纳的临高语词汇》(Le Vocabulaire Bê de F. M. Savina)。他把临高语称作贝语(Bê)。英语里叫做Ong Be,来自琼山县秀英乡和长流乡一带部分人的自称。Ong意为“人”,Be意为“村(语)”。但是村人(仡隆族)并非临高人,而是侗壮人的仡佬族(现在分布在贵州)的海南岛移民与其他族群的的融合,村语(仡隆语)也是仡佬语与其他语言的融合。

1957年汉语方言调查队在当地调查以来,学者们逐渐认为临高语是壮语的方言。

海南岛的较早居民是侗壮人迁去的黎族。后来临高人的壮族祖先从两广迁入海南,带去比黎族先进的织染等技术,与黎族等融合。再后来部分闽南人(汉人和台语族群的融合)迁往广东的雷州半岛和海峡对面的海南,带去比临高人更先进的技术,临高人与闽南人融合,接受闽南人的技术和习俗,但是保留了临高语。

临高人习俗主要是闽南人的,自认是汉族,说壮语方言,其主要族群来源是壮族。他们跟畲族正好相反。畲族保留本族群习俗,自认是畲族,大多说的是客家话的方言——畲话。

瓦乡人约40万,分布在湘西、湘西南的邵阳市城步县南山和临近的广西交界带、湖北石门县、重庆酉阳县的大坂营。他们的习俗与周围的汉族、苗族、土家族等有很大差异,自认是瓦乡族(话乡,即乡话)。语言是乡话(瓦乡话),接近于湘语。

他们在1953年大部分被划入苗族,其余被划入汉族。1980年代政府出台民族优惠政策后,部分汉族瓦乡人要求并得以改成土家族。

如同畲族的大部分,他们是说汉语融合方言的苗瑶族与汉族融合的后裔。

歌手宋祖英的父亲是瓦乡人,母亲是苗族。

从岭南汉语与台语等融合的方言到北方官话,看得出几条过渡的路线:

闽语——吴语——江淮官话——北方官话

粤语——湘语——西南官话——北方官话

客家话——赣语、湘语——西南官话——北方官话

客家话——赣语——徽语、吴语——江淮官话——北方官话

南方汉人和北方汉人有些外在的差异:南人比北人矮小,脸盘较小,双眼皮较多。

与南方汉人相比,北方汉人与其他族群的融合的记载较多。北方汉人说官话和晋语。官话包含多组次方言: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北方官话、胶辽官话、兰银(西北)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等。就方言而非地域来说,北方汉人包含了西南官话族群和江淮官话族群。

北方汉人融合了来自中原北方和西方的多种族群,包含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族群、蒙古语系族群、通古斯语系族群、突厥语系族群、印欧语系伊朗语族族群等。

官话和晋语中有很多蒙古语系、通古斯语系、突厥语系和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底层借词。例如北京官话(分布在北京、河北承德市、天津武清区、河北廊坊市、辽宁朝阳市、内蒙古赤峰市、新疆石河子市和克拉玛依市等地)中的“胡同”,发音与蒙古语、满语、突厥语中的“水井”非常接近。北京人用水曾经主要依靠水井,因此水井(胡同)成为居民聚居区的代称,进而成为小巷的代称。至今内蒙古很多地名如“哈业胡同”,仍用胡同翻译水井。

东北和入关的满-通古斯人大多改说官话了,入关的蒙古人也这样了。

官话的语音系统文献,可以追溯到元代的《中原音韵》。那是为杂剧唱词和韵白押韵需要而编写的韵书(按韵部排列的字典或字汇)。

元代之前,长江以北的华北和东北统治族群是建立金朝的女真人,是通古斯语系的。

金朝之前,东北和华北一部分的统治族群是建立辽朝的契丹人,是蒙古语系的。

辽金两代,西北的统治族群是建立夏国(西夏)的党项人,是来自四川松潘高原的古羌人,藏缅语族的,融合了西北的鲜卑人。鲜卑人是蒙古语系的,二世纪从内蒙东部向西扩张,建立很多北方王国和隋唐两朝。

北宋、辽、西夏鼎立之前,北方的五代统治族群是沙陀人,是军队和将领的主体。沙陀人属于突厥人,初唐游牧于新疆巴里坤(今哈密地区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后征战于新疆和甘州(今甘肃张掖)。9世纪初投奔唐朝,被安置在盐州(今宁夏吴忠市盐池县),后内迁至黄花堆(今山西朔州市山阴县)。因唐朝的鲜卑军人蜕化失去战斗力,沙陀人取而代之成为军队的主体。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就是要将领们交出沙陀人军队的指挥权,并且废除唐朝军队指挥制度——节度使长期统领一支军队而成为藩镇军阀,改为平时将士分离,战时由将领临时指挥军队。

五代前的隋唐,前面说过,统治族群是鲜卑人。隋唐统治集团主要出自武川军(北魏防卫柔然的六个军镇之一)的鲜卑将领,构成关陇集团。

隋代之前长江以北的北朝,统治族群也是鲜卑人。

北朝之前的北方,有所谓五胡乱华。陈寅恪认为,五胡之名,起自于五德终始说,是图纬符命思想下的产物,并不特定指某个种族。五胡传统上指匈奴、鲜卑、羯、羌、氐。

匈奴是部落联盟,系属不明,曾经长期游牧于中原的北方(今蒙古和内蒙古)。羯最可能的亲属后裔是西伯利亚中部叶尼赛河流域的叶尼塞语系族群。羌和氐是古羌人,来自西北,属于藏缅语族族群。

五胡之中的匈奴,是投降东汉而内迁的南匈奴。48年,匈奴立蒲奴为单于,日逐王比率众南下,自立呼韩邪单于,建庭五原塞(今内蒙古包头),依附东汉称臣,被汉光武帝安置在河套地区。次年,迁庭于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即“南庭”。汉朝置使匈奴中郎将,控制南匈奴部众。分布地区包括今甘肃庆阳、宁夏、山西、陕西、河北省北部,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包头一带。73年开始,东汉和帝与南匈奴合作,攻伐北匈奴。83年,鲜卑击败北匈奴,南匈奴单于上书汉庭,希望借此机会北伐,王庭回到北匈奴。但被阻止。89年至91年间,东汉窦宪等将军,与南匈奴合作,深入塞外,击破北匈奴,南匈奴势力大增。因部族成分复杂,难以驾驭控制,汉朝又利用各种方式分化其部众,造成内部不隐,多次入寇东汉边塞杀官吏,又与鲜卑多次联兵深入内地袭掠,期间几位南单于被部属所杀。187年,张纯联合乌桓反叛,东汉征发南匈奴人,协助平叛,单于羌渠派左贤王於夫罗率众前往。但南匈奴国内反对出兵,引发叛乱,羌渠被杀。188年,族人拥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於夫罗滞留在东汉,无法回国。189年,须卜骨都侯去世,但东汉不让於夫罗回国,南匈奴国内由老王监国。在黄巾之乱时,於夫罗趁乱独立,董卓受命前往征讨。189年,汉灵帝去世,何进被杀,董卓回兵长安,立汉献帝,控制中央政府,各地军阀起兵。於夫罗先与袁绍合作,后归附曹操。195年,於夫罗去世,其弟呼厨泉继位为单于。其子刘豹,成为左贤王。216年,曹操拘留呼厨泉单于,派右贤王去卑监国,将南匈奴分成五部,即左、右、南、北、中,分别安置在陕西、山西、河北一带。咸熙年间,左贤王刘豹之子刘渊,至曹魏首都担任人质。在去卑死后,其子刘猛继为右贤王,统率部众,但因不服晋朝命令,271年起事攻打并州,失败。272年,遭暗杀而死。刘渊多次向晋朝请求回到故乡,但不被允许。在刘豹死后,刘渊继为左贤王,回到并州。290年,杨骏封刘渊为五部大都督,总理南匈奴五部。司马颖出镇邺城时,将刘渊召到邺城为人质,同样封其为宁朔将军,监理南匈奴五部。八王之乱期间,右贤王刘宣与族人秘密拥戴刘渊为大单于,但刘渊滞留在邺城,无法回国。304年,司马颖遭攻打,刘渊建议司马颖让他回国,领五部匈奴来援,司马颖封他为北单于,让他回国。回到并州后,刘渊继位为大单于。同年,刘渊称帝,建立汉赵。310年,刘渊去世,其子刘和继位,但旋即遭刘聪杀死,刘聪继任。此后进入五胡乱华时期。

从五胡乱华之前的西晋再回溯至有文献记载的殷商,中原人与北方和西方族群互动频繁。例如甲骨卜辞中经常出现的攻击田猎西北方的羌人,前面说过,是古羌人,属于藏面语族族群。

总的来说,所谓汉族是很多族群的融合,并非人种。汉族是很多族群组成的庞大族群,从清末开始被国族主义者逐渐建构为国族。

附注

[1] 客家话地图
http://www.kiangnanese.com/plus/showphoto.php?aid=32&src=%2Fuploads%2Fallimg%2F090329%2FB15hakka.jpg&npos=19

[2] R. Ivanova, et al. Mitochondrial DNA polymorphism in the Vietnamese population. Eur. J. Immunogenet. 1999-12, 26 (6): 417–22.

(201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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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乐| 玉米、红薯和马铃薯为何难以成为好的粮食

玉米、红薯和马铃薯原产于美洲,前二者传入中国是在16世纪(明代),后者是在19世纪或16世纪。这三者都是容易种植而且高产的,前二者在中国不少地区成为主食,导致中国人口从晚明开始暴涨,此后经历了明末清初旱灾、水灾、蝗灾、鼠疫、天花、饥荒、农民军、官军与清军的混战和大屠杀,人口锐减。

关于明朝户口的峰值,学者们普遍认为在明朝后期,但具体时间则分歧很大,人口具体数据也分歧很大。英国经济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观点是,明神宗中期的1580-1590年间,明朝人口达到峰值,实际人口大约1.62亿。此后一直呈下降趋势。1640年实际人口大约1.3亿。1650年实际人口大约1.23亿。1660年实际人口大约1.35亿。[1]赵文林、谢淑君认为,1626年明朝人口峰值,实际人口有大约9987.3万。[2]王育民认为,万历年间明朝人口峰值,实际人口在1.3亿至1.5亿之间。[3]葛剑雄认为,1600年明朝实际人口大约1.97亿,明朝人口峰值接近2亿。[4]曹树基认为,1630年明朝人口峰值,实际人口大约19251万,1644年实际人口大约有15247万。[5]

虽然玉米、红薯和马铃薯在美洲、欧洲和中国都成为穷人的粮食,导致人口暴涨,但是这三者都难以成为好的粮食。好的粮食制品是面粉和大米,有如下特性:1. 营养成分含量较高。其中最重要的是热量,其次是蛋白质。2. 脱水和去除皮壳容易。3. 适口性好。4. 无毒性和致敏性。下面就从四个方面来比较一下好的粮食(小麦、粳稻)与玉米、红薯、马铃薯。

1. 营养成分含量

面粉:热量339(千卡,每百克含量)、蛋白质13(克)

大米:热量351、蛋白质7.5。大米所含蛋白质质量高于面粉,二者所含蛋白质效能差不多。

玉米:热量365、蛋白质8.5

红薯:热量127、蛋白质2.3。红薯含水分77%,马铃薯含水分更高。

马铃薯:热量126、蛋白质1.9

2. 脱水和去除皮壳便利性

就脱水难易程度来说,麦粒、稻谷和玉米晾晒即可,而红薯和马铃薯体积较大,难以晾晒脱水。就去除皮壳难易程度来说,麦粒和稻谷容易脱壳,红薯和马铃薯不容易去皮,玉米粒难以去皮。

3. 适口性

面粉、大米和去皮的红薯和马铃薯适口性好,玉米粒和带皮磨出的玉米粉适口性很差。

4. 毒性和致抑郁性

面粉、大米、玉米和红薯几无毒性和致抑郁性。马铃薯含有一些有毒的生物碱,主要是茄碱和毛壳霉碱。马铃薯中茄碱含量一般为每公斤30至100毫克,通常认为每公斤200毫克以内食用是安全的,但发芽马铃薯芽眼四周和见光变绿部位,茄碱含量可高达每公斤5克,因此食用可能中毒。马铃薯也会引起极少数人抑郁。

总的来看,玉米因为难以去皮而适口性很差,红薯和马铃薯脱水和去皮不便,马铃薯有弱毒性和极弱致抑郁性,因此它们难以成为好的粮食。

附注

[1] 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78页。

[2] 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6页。

[3] 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6月。第109页。

[4] 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41页。

[5]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452页.

(2015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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