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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陈皮 于 August 19, 2017 07:54:12:[新观察/xgc2000.org]

回答: 郭宝胜访刘仲敬| 郭文贵及中印冲突、一带一路、疆藏问题 由 常乐 于 August 19, 2017 02:19:20:

刘仲敬20170801访谈整理:郭文贵现象及中印冲突、一带一路、新疆西藏问题的由来

[00:00:44]主持人:最近郭文贵现象引起了很大争议。中国政府不得不做出很多回应,包括中央电视台、环球时报和新华社,在关于海航的问题上造假,找出“姚庆”,不断派人到纽约来告郭文贵。美国政府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积极回应,像纽约总检察长对海航的慈善机构致函,要求它正式登记为慈善机构。最新的消息就是,白宫的新闻主管下台,仅仅坐了十天,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位新闻主管,据美联社报导,他下台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也是个投资银行家,与海航有1.8亿美元的交易,海航打算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他的基金,这牵涉到利益交换的问题,美国的监管机构一直在调查。针对这些现象,你觉得郭文贵爆料对中国政局的影响有多大?中共在海外的大外宣,目的是影响海外的政局,郭文贵能否阻止中共的大外宣达到目的?

[00:02:55]刘仲敬:撇开枝节问题谈实质,1989年以后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存在,而且一直存在到现在,就是因为它扮演了西方世界半心半意的代理人的角色。这一点是历史基本格局决定的。自古以来,无论在什么时候,国际政治都是有中心也有边缘的。中心区对边缘区的影响,永远大于边缘区对中心区的影响。在古罗马时代,埃及的托勒密国王和克莱奥帕特拉女王谁能够上位,不是取决于他们自己谁强谁弱或者谁更聪明能干,而主要是取决于罗马元老院的意见。罗马元老院的意见对于埃及人来说至关紧要,但是反过来却不是这样。罗马元老院本身处理问题,主要是根据罗马内部各个政治集团,而不是根据海外的利益,海外对于它来说只是一个额外和附加的东西。但是对于埃及各派来说的话,取得罗马的支持或者遭到的罗马的反对就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了。近代以来的世界秩序,中心一直是在西方,包括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心移到了美国,所以美国打一个喷嚏,东亚就要感冒。

[00:04:07]国民党的支持者一向有一个判断:就是因为抗战结束以后的那几年美国采取了近乎孤立主义的态度,同时国务院又有很多亲共人士,所以害死了蒋介石。这个判断是有根据的,差不多在同样一个时期,美国对东欧采取消极政策,结果让斯大林在这个时期把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毁掉了,然后美国积极起来以后,苏联就拿不动柏林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也都知道,它能够打败国民党而统治整个东亚大陆,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第一,它利用了美国粉红色左派对罗斯福和杜鲁门政策的操纵,利用了美国在战后初期的那一个消极时期,抓紧这个时期打击国民党,第二就是它得到了苏联的积极支持。但是1990年以后,柏林墙倒塌以后,苏联不复存在了,中国共产党不能够像是1972年以后和八十年代那样在苏美之间左右逢源,当然也更不能像是1958以前那样完全依靠苏联了,它自身的实力仍然只能够处在边缘区。

[00:05:18]实际上无论它的意识形态色彩是怎样的,它就只能面对两种前途:要么说服美国人相信,现在的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威权主义政权,经过适当的改造,发展市场经济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最终是可以改好的,最终是可以加入西方世界的;如果它不能说服美国人相信这一点的话,那它就会立刻遭到毁灭。前南斯拉夫就是它的前车之鉴,前南斯拉夫以前存在的理由也是,跟苏联发生冲突,美国愿意保护它对抗苏联,但是在苏联不复存在以后,西方世界没有必要再保护它,它一旦失去西方世界的支持以后,立刻就土崩瓦解了。

[00:06:02]共产党的中国要想避免这一点,那就只能够做出比它原来愿意做的更多的牺牲。邓小平就用这样的方法来描绘说:我们愿意给西方的资本家做出更大让步,“我就不相信资本回来以后,资本家的政府不回来”。这种让步就是秦晖教授和其他许多人说的“低人权优势”。因此共产党在九十年代以后采取了很多从经济方面来看是属于接近自由主义、接近资本主义的政策,愿意给西方的企业很多优惠条件,甚至比它们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例如在非洲和东南亚得到的优惠条件更多。例如,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工会往往很强大,非洲的劳工保护法往往是跟欧洲一样严格,使资本家不能赚到太多的利润;而中国共产党不顾它共产主义的出身,坚决地愿意给西方的投资者更多的好处。因此,中国经济在西方输入资本和技术的情况下有了很大的发展。

[00:07:05]在2004年和以后,台湾问题发生胶着或者是人权问题和其他问题在西方引起批评的时候,中国外交官和院外活动集团说服美国放中国一马的主要理由就是,中美之间有很大的共同经济利益。美国看在这方面才压住了台湾,同时也不太认真追究中国方面在人权问题和其他问题上面的越轨行为。所以可以说,包括大外宣在内的中共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的院外活动,对于中共来说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中共不能够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拥抱熊猫派的合作,对于它来说,它的政权就很快会支持不住。

[00:07:50]当然这样做对西方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对美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腐蚀。当年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小加图这样比较正直的元老院议员也就说,很多罗马元老已经不像以前比较淳朴的时代那样正直了,他们不再代表罗马选民本身的利益,而是接受了东方各君主的贿赂,在元老院里面为东方各君主说话了,他要求恢复罗马古代纯正的古风,消除这些腐败现象。其实现在发生的情况与此非常类似。共产党的院外集团在美国活动,对于美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腐蚀。美国的议员或者政治活动家本来应该全心全意为选举了他们的选民服务,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不应该为外国服务的。但是实际上,由于美国的超强地位,俄罗斯的活动家、伊斯兰世界的活动家和共产党中国的活动家都把在美国的院外活动看成自身的生命线。所以川普当选就引起很多人对他的攻击,说俄罗斯对他施加了不正当的影响,诸如此类。其实这种事情也就是过去埃及和叙利亚对罗马元老院所做的同样的工作。这种攻击对川普和共和党也许是不公正的,但是我们要看到,这种现象存在的背后是有国际形势的基础的。

[00:09:05]郭文贵,无论他最初的动机是什么,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就等于是把共产党在美国和西方世界的间谍活动和院外活动挑出来,而这样一挑出来的结果,就会引起西方主流政治家的警惕:这样做是不是会毁坏西方民主制度的传统呢?如果这样做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传统不利的话,那么无论经济合作得到多大的好处,这种现象都不应该被容许继续下去。所以共产党当然会反对这种现象。他们可以报复郭文贵,包括采取骚扰行动。你不是要在美国人面前出我们的丑吗,那么我们就派人到美国来骚扰你,跟你打官司,用各种方法来分散你的时间精力,让你没有办法全心全意对付我。

[00:09:48]这种做法他们当然是很擅长的,但是仅仅这么做是不足以挽回败局的,因为政治形势的根本发展还是取决于美国政治的内圈,就现在来说就是取决于共和党主流派和川普周围的这个私人班底之间的问题。如果他们双方能够和谐相处的话,那么川普内阁要推行他们的政策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如果发生了冲突,美国自身政治的走向出现不确定因素,那么美国打一个喷嚏,全世界都要跟着感冒,东亚的前途,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和郭文贵以及他朋友的前途,都要取决于这些不确定因素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尽管双方之间正在相互斗争,其实他们的大部分命运都要取决于他们自身控制不了的许多因素,最主要的就是美国共和党建制派对川普班底的看法。这个因素是共产党和郭文贵本身都控制不了的,但是美国人将来会做什么主要就取决于这个因素。郭文贵的爆料和共产党施加的各种影响都只是在这个因素之上加了一些胡椒或者佐料,给它调了调味,但是主要的前途还是要看美国政治阶级内部之间的合作和冲突。

[00:14:41]郭文贵对中国的影响是这样的:因为美国的国体是以基督教和自由民主为立国之本的,跟中共是根本不能相容的,所以要让美国对共产党宽容了这么几十年,这本身就只能用那些不太光明正大的人才能做到,只能用那些看重利益而不看重原则的人才能做到,只能用那些相对而言比较腐败而不太正直的人才能做到,而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只能依靠密室交易,而不能够让事情揭得太开,所以只要把锅盖揭开了,结果总是对他们不利的,对他们不利,也就是对中共不利。中共跟美国的基本盘不对等,美国如果不跟中国发生关系的话,那么对中共的损害远远超过对美国的损害。所以任何清除美国政坛腐败现象的结果,最终都将对共产党不利。哪怕这个爆料的人是阿拉伯人,揭露的是伊斯兰教或者普京手下的人对美国政坛进行腐蚀的材料,只要在美国政坛制造出了一种反对腐败、恢复美国立国精神的气氛,造成的结果就同样也会对中共不利。

[00:15:56]对于中共内部的权力结构,我们可以用比较简单粗暴的话来说,中共内部的权力结构是包括有两种人。一种是洋务派,包括那些部分负责对外交涉的红二代和改革开放以后才通过科举和高校或者团组织进入体制内的高级干部。这一批人为共产党服务的主要贡献就是,帮助共产党搞经济建设,同时帮助共产党跟西方世界发生关系——这两者其实是一码事,因为如果没有西方的资金和技术输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根本搞不起来的。这种人在体制内的地位比较接近于李鸿章。他们被某些人认为相当强大,甚至被许多乐观的评论家认为能够推动改革开放,能够促使中国向民主化和资本主义化的方向走,但是实际上这些判断都是太高估了。2012年以后的趋势已经很明显,这一派在中共体制内已经明显失势。

[00:16:56]体制内的新一派在习近平时代占了上风,他们包括两种人:第一就是最老的共产党的核心,也就是苏联共产国际培养出来的那批核心干部,他们对资本主义是没有信心的,同时他们也知道自己不可能真正见容于资本主义世界,如果交出了政权、放弃了权力,他们就要落到任人摆布的下场;另一部分则是我称之为土鳖派的干部,就是说像陕西这样的内地的干部,他们即使是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年,由于工作方面的原因,他们很少跟西方接触,同时也不大从事关于经济、技术建设这些需要一定含金量的工作,这些人在内地的干部当中和在强力集团——也就是公检法部门中还有相当大的势力。习近平所依赖的势力也就是这两种势力的总和。

[00:17:49]现在中共目前处在这样一个阶段,很像是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的那种状态:李鸿章集团和康有为集团如果不是已经彻底失败,至少已经是濒临失败;而在李鸿章时代和康有为时代好像是一度能够主持大清改革开放的那些力量不存在以后,原先好像是只在肃顺时代以前才存在、现在已经失势的那些力量又重新站起来了。这些力量在清朝就体现为端王那些支持义和团势力的力量,他们不了解西方的强大,也不了解改革开放本质上是沾西方的光,还以为大清真的有力量,要求大清走原教旨主义道路,最后导致了义和团战争。现在习近平周围的人明显是属于这一流派的。所以孙政才倒台以后,你可以合理地推测,当初重用郭文贵、跟郭文贵关系比较好或者是跟郭文贵保持着一定联系的那些集团——主要就是我刚才描述的那个洋务派集团,在最近几年内是处在节节败退的状态,很可能会在十九大上遭到全军覆没的下场。而郭文贵在美国的出现即使不是他们策划的,至少也代表了他们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他们不希望中美之间关系发生恶化。但是如果美国回归立国之本的基督教和自由民主的路线,那么中国无论如何都是要倒霉的。

[00:19:21]同时,美国方面这样采取强硬政策,对中国党内斗争来说的话,实际上是会发挥不利于洋务派的作用,因为洋务派能够生存的基础就是要搞好中美关系,要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如果国内的政策急剧左转,使改革开放变得不必要——目前已经有很多蛛丝马迹显示出这方面的迹象了,或者是中美关系趋向于紧张,以至于最高决策层认为,和经济发展相比,维持政权更加重要,宁可让中国人都去吃土豆,也不愿意让共产党的统治发生动摇,宁可让中国人吃土豆而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继续活下去,也不愿意让中国人都吃上牛肉而让他们觉得共产党已经变得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如果他们这么考虑的话——事实上他们很可能就是这么考虑的,那么郭文贵的出现会给习近平和他周围的强硬派提供更多的论据,让他们下定决心,宁可牺牲掉改革开放派、洋务派和他们代表的资本和技术,也要维护共产党本身的政权,把郭文贵作为洋务派的一个罪名来加以使用,用他来证明,我们重新走回闭关自守的道路,重新走回对抗西方的道路,不但必要,而且正确。这种事情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00:20:41]这样一来的话,那么郭文贵在国内的朋友就必须得面临选择了:要么像郭文贵一样,干脆放弃了中国这个盘;要么就下一个最大的赌注,试一试你自己的政治实力够不够资格再召开一次遵义会议。照我看,在不久的未来,国内的改革开放派、洋务派或者技术官僚派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和决心开一次遵义会议的话,他们将来的下场是很惨的。能够跑到西方、像郭文贵一样在西方的庇护下做寓公,就已经是很不错了。如果既不能够把政策的决定权重新夺回到自己手里面,又不肯下决心抛弃共产党的整个体制、完全投靠西方的话,那么脚踩两条船的结果是,他们将会成为最大的输家,被双方撕到五马分尸的下场。

[00:22:21]主持人:如果洋务派不断走下坡路,会不会很快就出现上面是慈禧太后、下面是义和团的那种局面?

[00:22:49]刘仲敬:这种可能性已经是非常大了,已经是近在咫尺了。实际上,历史上的事情总有一个图穷匕首见的时候。当初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双方都是抱着一定程度上的误解的。美国方面的情况是,美国方面有屠龙派和拥抱熊猫派:屠龙派认为共产党总是共产党,没有什么温和派共产党和开明派共产党,我们只有把共产党彻底消灭了,才能保护自由民主和文明;拥抱熊猫派的意见就是,共产党内部还是有一些开明派的,可以希望通过他们和平演变,把中国引向民主和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样做比起直接消灭了共产主义来说的话,成本要低一些,对中国人民也要更好一些。结果是拥抱熊猫派占了上风,才有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

[00:23:38]但是习近平政府的所作所为等于是向美国人证明,拥抱熊猫派错了,而屠龙派是正确的。考虑到大部分实力和绝对优势毕竟是在美国这一边,一旦美国的政治核心做出这方面的决定,那么一种类似于麦卡锡时代的政治转变就会开始。当年美国就是从罗斯福时代袒护苏联,帮助苏联消灭德国和日本,容许苏联占领东欧和中国,然后急剧地转向保卫德国和日本不受共产主义的进一步扩张。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太相信苏联了,结果上当受骗了,现在证明苏联是不可信的,我们只有硬对硬了。然后就是几十年的冷战,最后证明苏联仍然不是美国的对手。

[00:24:22]现在的情况也是非常相似。美国国内的智囊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开始争论了。原先主持中美友好的那些拥抱熊猫派的官员和知识分子都感到非常痛苦,因为北京政府的所作所为实在是打了他们的脸,实在是让他们在政府面前没有面子。他们信誓旦旦地说,我们只要对中国人好,给共产党多一点机会,中国人是会改好的,共产党是可以改造的。但是共产党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共产党把美国人当傻瓜,在从美国人这里取得了很多资金和技术、弄得自己羽翼丰满以后,现在准备反咬一口了。这就是斯大林从1945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对西方做的事情。

[00:25:09]考虑到大部分实力还是在西方这边,很快的,如果现在的局势按照过去这几年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过不了五年,美国又要进入一个麦卡锡主义时代。过去的拥抱熊猫派的知识分子和专业官僚都要完全失势,像过去的谢伟思一样,在政府内部混不下去,结果只有去教书了。这个关系还小,他们去教书对他们自己也没有什么损害,但是对于中国来说,一旦美国下定决心以它的巨大实力把中国封 锁一下,中国就算是整个完蛋了。共产党固然要完蛋,中国国内的人民也要得到吃土豆或者是比吃土豆更加悲惨的遭遇。而共产党内的强硬派呢,要么是不清楚西方的实力,要么就是因为他自己罪行太大,算定了自己在转型以后也得不到宽恕,所以宁可让中国人民全都饿死,也要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情。

[00:26:03]所以唯一的疑问就是,洋务派到底有多大实力?如果洋务派像以前的李鸿章和康有为一样,只是在舆论界势力还比较强大,但是在强力部门并没有很大的力量、很容易被搞掉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他们死了不要紧,中国境内的十几亿人是要遭到极其悲惨的命运的,这个悲惨的命运很可能会使1960年的大饥荒相形见绌。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也看不出还有多大机会可以避免这种命运,除非是洋务派实力真的很强,在以前可以韬光养晦诱敌深入、目前已经没有多少时间的最后这段时间,仍然可以发动逆袭,仍然可以来一个类似政变的、类似遵义会议的拨乱反正,把政策主导权抢到自己手里面。

[00:26:56]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件事情的话,那么照共产党内的游戏规则,失败者的下场是极其悲惨的。孙政才没有好下场,郭伯雄没有好下场,他们没有好下场以后,胡锦涛、江泽民身边的那些重臣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整个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主持政策的技术官僚都会落到很惨的下场。而比他们的地位更不如、依靠对西方的贸易和西方的经济技术吃饭的几亿人民,下场还会比他们更难看。现在这种可能性是超过六、七成的,其他的可能性加起来都达不到三、四成。

[00:28:06]主持人:你怎么看最近的中印边境冲突问题?

[00:28:53]刘仲敬:这个问题有两方面,一个层次是技术上的,一个层次是格局上的。技术上的问题就是,从封建主义来的所有国家,它们都没有明确边界的,经常是两属的。像欧洲的安道尔大公国,它就同时是法兰西国王和西班牙国王的藩属,这在封建时代是很正常的。一个小国,像琉球或者安道尔那样,有两个以上的宗主,同样的,一个宗主也在其他领主的领地里面拥有很多藩属,这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像西藏就是一个典型的封建体系。一方面,西藏的主要权力是掌握在教会贵族的手里面,教会贵族和北京的满洲皇帝产生了这样一种关系——类似于罗马教廷和日耳曼人的神圣罗马皇帝之间的关系,满洲皇帝用军事力量给拉萨的教会提供支持,拉萨的教会用宗教和文化力量来支持皇帝。同时,西藏本身和西藏周边的地区都有很多小的封建领地,包括像春丕河谷,包括像锡金、不丹这样的领地,它们也是两属的。它们一方面是拉萨达赖喇嘛及其政权的藩属,跟它有宗教上和封建性的联系,一般来说要给它寄送一些礼物或者贡品,有的时候还要经常到拉萨去朝圣;另一方面它们也是南方英印帝国的藩属,接受英印帝国的保护。

[00:30:25]像冲突发生的地点春丕河谷,在英印帝国时期就相当于是英印帝国的上都,类似西姆拉那样的地方。因为印度是个很热的地方,所以英印帝国的英国官员往往夏天就要到那里去避暑,避暑的过程中没事干,就要捉捉蝴蝶,采集植物标本。所以你如果是植物学家的话就可以看到,很多植物品种都是用春丕这个地方来命名的。这就说明英国人早就在这里面行使了相当大的权利。这个权利跟现代民族国家所谓的那种边界性的、排他性的主权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宗主权。也就是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国王兼任印度帝国的皇帝,然后以印度帝国皇帝的身份,接受包括锡金(哲孟雄)、不丹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地方的封建领主的效忠。同时,作为印度的皇帝,他在拉萨也行使了很多封建权利。等于说,整个西藏都有复杂的封建关系,一方面它跟北京的皇帝有封建关系,另一方面跟大英帝国派去的那个副王也有封建关系。所以英印帝国在拉萨享有很多封建特权,在春丕河谷也把当地的封建诸侯视为自己的藩属。春丕河谷的封建诸侯等于同时是德里副王的藩属和拉萨达赖喇嘛的藩属。

[00:31:55]所以这里面本来就是留有不确定因素的。你如果讲自古以来的历史权利,那么达赖喇嘛可以提出一定的历史要求,认为不丹和锡金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期都是它的藩属,同时印度人也可以提出要求,认为它作为大英帝国在东方的继承者,不仅继承了大英帝国对锡金和不丹的保护权,继承了对喜马拉雅边境各封建领主的宗主权,同时也继承了西藏境内的许多封建权利。这些权利是大清帝国、大英帝国和达赖喇嘛的政府都承认过的,所以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一样,是没有权力单方面取消这些封建权利的。要取消,也还得要印度、西藏和南京或北京政府三方共同协商才能够修改。

[00:32:48]因为现在的印度联邦共和国就是大英帝国在东方的继承者,大英帝国在撤出东方的时候是把大英帝国在东方的所有权利都交给了印度联邦共和国和巴基斯坦的,所以印度联邦共和国继承了大英帝国对锡金和不丹的保护权,也继承了大英帝国在西藏的众多封建权利,所以印度可以根据这个权利对不丹施加保护。如果不丹和中国之间的边界没有划定、或者说是不丹和西藏发生冲突的话,那么印度有义务来保护不丹。所以尽管发生纠纷的地方是在不丹边境上,但是印度有权代表不丹来保卫这些地方,就像以前如果大清帝国跟尼泊尔和不丹发生纠纷、那么大英帝国就有义务来保卫这些小国是一样的,印度现在就是在行使这个保护权。印度对不丹的保护权,是英印帝国所继承的封建权利的一部分,这部分现在由印度继承下来了。这是从技术上的方面。

[00:33:51]历史上的封建国家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像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之类的,都要对过去的封建权利做一番清理。现在呢,这个清理工作在欧洲是基本已经完成了,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法国和德国的边境都已经划定,但是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其实都还没有解决。像东亚的围绕着西藏的各个问题,从法律意义上来讲都是过去的封建性历史权利如何转型的问题。这些权利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重叠的。封建权利是可以有重叠性权利的,就像琉球群岛既是大清帝国的、又是日本帝国的那种情况。像春丕河谷这种地方,它既是西藏的,又是印度的。如果西藏是属于中国的,那么它就同时面临着过去的宗主权利现在应该怎样分配的问题,同时,不丹和印度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应该最终转型为完全平等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是继续维持大英帝国和印度帝国时期留下来的那种封建式或半封建式的宗藩保护关系,现在还都在未定之中。它可以通过双方都同意的协商方式来解决,也可以通过战争方式来解决。这是法律的方面。

[00:35:09]从政治的方面来讲就是,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但是它由于历史的关系继承了大清帝国的许多历史边疆,包括在西藏这一片,所以它在西藏、在内亚这一片行使的是帝国的权利,而不是民族国家的权利。这就是因为东亚本身转型不彻底。如果是像韩国或日本那样,它已经转型为现代的民族国家,等于是已经阶梯性解体了,那就是说,大清帝国不能拿着朱元璋时代或者康熙时代的规律说,你韩国是我的藩属国,韩国和日本的纠纷要由大清帝国的继承国——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处理。这个问题之所以能够解决,就是因为韩国已经转型为民族国家,它跟中国的关系不再是过去封建时代的、帝国时代的那种宗藩关系。

[00:35:59]但是中国和西藏的关系就很成问题。大清和西藏的关系,原先是类似朝鲜的那种宗藩关系,它不是民族国家的那种领土关系,但也不是说大清帝国对西藏就毫无权利、西藏就是个完全独立的实体,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它跟西藏的关系就比较接近于法兰西共和国和安道尔大公国之间的关系。安道尔大公国是依附于法兰西君主国的;但是法兰西共和国跟安道尔的关系呢,就是一种保存了原先一部分封建遗产的那种既平等又不平等的关系。因为法兰西共和国是一个民族国家,它不能够承认藩属关系,但是安道尔大公国过去是依靠法兰西国王保护的,法兰西共和国又不能撕毁这个保护的义务。

[00:36:47]现在中国在西藏的处境就是处在这种模糊的状态。中国共产党坚持说,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这在历史上讲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宗藩关系和民族国家不一样,而且民族国家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东亚都是近代以来才存在的,就是中世纪的法兰西王国也不是民族国家,明朝和清朝当然也更不是民族国家。所以,你用民族国家的规律去讨论西藏问题,本身是没意义的。但是它坚持“中国已经是一个民族国家”这一点,就使得问题陷入僵局,没有办法解决。中国等于是依靠帝国的历史权利,试图行使民族国家的资格,自身陷入严重的矛盾之中。

[00:37:31]但是另一方面,印度也不是一个彻底的民族国家。首先,过去的印度,无论是以前的莫卧儿帝国、孔雀帝国还是后来的英印帝国,它们都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帝国。英印帝国不仅统治了印度,还对阿富汗、中亚的很多埃米尔国、对西藏和缅甸行使宗主权。也就是说,作为印度皇帝的英国国王不仅是印度本身的统治者,不仅是印度各邦和各土邦的统治者,而且也对中亚的穆斯林国家、西藏的佛教国家和缅甸的小乘佛教国家行使着很多封疆意义上的宗主权。这些权利最终都由印度来继承了。所以印度无论是从法律上讲、从地缘政治上讲还是从国际形势上讲,它都是过去的英印帝国在东方的继承者。现在的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以民族国家的姿态出现在欧洲,不管东方的事情了,但是现在的印度联邦共和国却继承了大英帝国的东方遗产,它在中亚、东南亚和西藏本身都继承了帝国的遗产,以帝国的姿态办事。像它现在不为了自己出头,而是为不丹出头,它自己不要求争议地区的领土主权,而是要求代表不丹来保护这些地方,实际上本身就是一种帝国权利。

[00:39:00]以前印度因为自己经济形势不太好,实力不足,所以没有明显地显示出这种帝国权利,但是印度的精英非常清楚,“印度之大,大于世界”,印度也是和中国一样相当于整个欧洲的。如果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像帝国而不像民族国家,那就是印度和中国。印度比中国好一点,因为它至少是承认联邦制度的,它内部的各个族群和过去的各个土邦通过联邦制的形式得以部分地满足了它们的权利要求,因此不会像中国的西藏问题这么尖锐。但是印度的规模仍然是帝国的规模,它不是民族国家。南方的各小邦宁愿用英语也不用印地语,它们跟北方邦和中央邦这些北方核心邦的关系一直是相当紧张的。所以印度就它自身的帝国规模和它的发展态势来说的话,它早晚要染指中亚、东南亚和其他地方,行使它的帝国权利的。

[00:39:56]这两种帝国权利的冲突,使得围绕着不丹的边境冲突注定不可能按照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的方式来解决,最终会演化成为两个帝国权利之间的冲突,而这两个帝国权利之间的冲突又会跟国际政治联系在一起。例如,中国可能会联系一些中东的伊斯兰国家打通一带一路,而印度的自然选择是,连接东南亚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它的传统友邦越南与日本,从日本、越南、东南亚国家到印度,连成一条线,这条线路跟中国和穆斯林国家的线路隐然形成对抗之势。不丹的这场游戏,本质上讲是这个大博弈的一小部分,这个大博弈是直接继承了过去大英帝国、沙皇俄国和大清帝国之间的那场大博弈。

[00:41:19]主持人:你觉得一带一路的前景如何?

[00:41:57]刘仲敬: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看,首先,核心的国际体系始终是西方的国际体系,过去以大英帝国为中心,现在以美国为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是像北朝鲜一样,是作为苏联的附庸国加入到这个国际体系当中的。苏联垮台以后,它就实际上是只有两种选择了。选择之一就是顺着改革开放的路,跟着美国走,最终和平演变成为美国国际体系的一部分。走这条路的结果,无论中间经过多少波折,但是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共产党不复存在。美国愿意支持你改革开放的前提就是,目前你是条件不具备,条件具备了以后,经济发展起来、中产阶级成长以后,你早晚要走民主和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有走了这条道路,你才能够融入以我们西方为主的国际俱乐部。但是共产党是不想走这条路的,走这条路就是它的政治自杀。

[00:42:48]那么不走这条路还有什么办法呢?以前它还可以选择要么做苏联的附庸国,要么在苏联和美国这两个体系之间玩三国演义,左右逢源;但是现在,既然苏联已经不存在了,它要么长远看来最终会加入美国的体系而宣判共产党自身的政治末日,要么就利用跟美国交好的改革开放这一段时间捞取的这些经济上和技术上的好处,以此为资本,另外建立一个独立于西方的国际体系。它依靠这个国际体系,就可以逃避我刚才描绘的那种最终融入美国的国际体系、导致共产党政权不复存在的结局,所以为共产党自身考虑,这是一个必要的选择。但是为中国的那些居民考虑就不一样了,就中国的十几亿普通老百姓来说的话,跟着美国走没有什么不好的。跟着美国走,首先改革开放搞好了经济,然后再搞政治改革,把共产党去掉,这简直是天上掉下的福气,有什么不好的呢?但是共产党怕的就是这个。对于这些十几亿人民有好处的事情,对共产党没有好处,等于是宣判了共产党的死刑。因此它要避免这种命运,就只能绑架这十几亿人,欺骗美国,把从美国拿来的好处作为背叛美国的资本,另外搞一个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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