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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陈皮 于 August 19, 2017 07:54:37:[新观察/xgc2000.org]

回答: 拷贝重贴1 由 陈皮 于 August 19, 2017 07:54:12:

[00:44:07]一带一路在经济上是无利可图的,这是很明显的。如果某些地方在经济上是有利可图的话,那么私人资本家不是傻瓜,他们早就去投资了。之所以不去投资,就是因为私人去投资的话是无利可图的,要么是像阿富汗这样充满战乱,要么就是有其他方面的不利条件,总之是赚不到钱。如果能赚钱的话,人家能不去么。一定要在这个不赚钱的地方去投资,那么动机就只能是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就只能是算政治账而不是算经济账。例如通过巴基斯坦的那条道路,那就跟蒋介石通过缅甸的那条道路一样,如果你想通过上海搞运输的话,那你走缅甸干什么,走缅甸的成本不是比走上海要高得多吗?蒋介石这么考虑,是考虑他将来如果跟日本打仗的话,海路被封 锁了以后,那么缅甸这条道路无论成本多么高,都是他唯一的生命线了。巴基斯坦这条道路从经济上讲,同样根本不能跟上海相比,它纯粹是赔本生意。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假定有朝一日要跟西方全面冲突,东部的海岸线都不能用了,那么这时候通向西部的这条管道才会变成生命线。只有在这种前提之下,一带一路在经济上才是有意义的。

[00:45:18]修起了交通线,把过度的产能和投资搞出去,跟伊斯兰国家搞好关系,形成一个平行的国际体系。一方面在这个国际体系当中,北京可能希望自己出来当领导,领导巴基斯坦和许多伊斯兰国家,就不再像是在西方国际体系里面只能跟着美国走了;另一方面就是,这样做我就不用在美国不断的压力之下由经济改革转向政治改革了,我依靠这些穆斯林国家的支持,我自己当老大,我也不靠你西方的经济和市场了。但是最后这一点是问题最大的,在经济上和技术上比较内行的洋务派是根本不可能相信这条道路能够起替代作用的。对于他们来说,这就等于像是以前在毛泽东时代支持坦桑尼亚那样,这是个赔本生意。我们有点钱拿出去赔本,赔一点也就算了,但是你想指望这笔钱能够代替中美贸易的巨大好处,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因为这是赔本生意,你还得必须依靠从中美贸易赚到的钱来填补这个亏空。如果中国能够继续跟美国保持良好关系,额外赔一点钱也就算了,如果搞这条路线的目的根本上就是为了将来中美关系恶化以后给自己找退路的话,那么可以合理地推断说,中美关系一旦恶化,从中美贸易中得到的这些好处一旦中断,中国马上就养不起这帮穆斯林国家了。这些穆斯林国家从政治上、文化传统上和现实利益上讲,只有在中国能够给它们好处的时候才会跟着中国,一旦中国养不起它们,立刻就会背叛中国的。

[00:46:48]所以一带一路的整个战略都是泡沫,建立在最高当局不可明言的政治野心和最高当局周围这些不负责任的专家提出的一些虚假建议之上。一旦中美发生决裂,中国养不起这些穆斯林国家,造成的后果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收得起场的,目前也没有任何人提出合理的收场办法。他们提出的所有方案,实际上都是在假定中国经济能够像过去三十年那样不断增长的前提之下,才能够维持得起通向巴基斯坦、通向伊朗、通向叙利亚的这条道路。一旦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减速,即使中美没有发生冲突,只要经济减速的话,这条路线就要养不起。如果中美像我刚才推理的那样很快就要发生冲突的话,那么这条路线就要变成中国的死亡之路。它打开的这条路线不但不能够对中国造成政治上的好处,反而会导致在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上讲比东亚要强固得多的伊斯兰社会对东亚的全面入侵。他们的人口年轻,他们的宗教组织充满了活力和扩张性,而东亚的人口已经老化,社会在列宁主义的长期管制之下已经基本上丧失了自我结社和自我保护的能力。这样一场冲突无论在国家层面上会是怎样,在社会层面上必然将有利于穆斯林而不利于东亚。

[00:49:16]主持人:你觉得一带一路对新疆有什么样的意义?

[00:49:26]刘仲敬:对新疆而言当然是一场灾难。从历史上来看,新疆自古以来跟中亚和西亚的关系比跟东亚的关系要密切得多。我们从最早的历史——就是周朝和汉朝看起,当时的种族结构跟现在不同。现在是甘肃省河西走廊的那一块,当时主要是伊朗系的居民在居住,他们的语言、文化和肤色都比较接近于伊朗人,也就是说比较接近于金发碧眼的那种类型。像唐代所谓的昭武九姓,安禄山那种昭武九姓,就是东伊朗系的代表。他们的昭武城,照主流考古学家的意见,昭武这个地名就出自甘肃,也就是说,甘肃这个地方主要是金发碧眼、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楼兰女尸那样的人种所居住的,他们并不是蒙古人种。

[00:50:14]在汉武帝通西域、“开河西四郡,以断匈奴右臂”以前,这块地方的主要居民是月氏人。月氏后来迁到中亚去,所以他们的种族背景是比较清楚的:他们明显是伊朗系的人,是金发碧眼的人。河西走廊一带和今天新疆一带的居民在周朝和汉朝基本上都是楼兰女尸那种金发碧眼的外伊朗系的居民,是属于塞种或者吐火罗系的居民。黄种人或者说是蒙古人种开始进入这块地方,就是从汉武帝通西域、开河西四郡开始。而他开河西四郡以后,移到河西四郡的居民很多,但是移到西域各国的居民很少。随着汉朝的覆亡,很快就消失了。

[00:51:03]直到唐朝,像龟兹人或者昭武九姓那些居民仍然是以伊朗系为主的。他们在安史之乱的时候,有一部分参加了安禄山的集团,反对唐朝,另一部分则参加了李抱玉、李光弼他们的集团,帮助唐朝打那些安史叛军集团。但是无论是支持唐朝的人还是反对唐朝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伊朗系的人,跟西亚的关系比跟东亚的关系要密切得多。直到五代十国时期,五代十国中间除了朱温的后梁那一代,其他四代都是出自河东的沙陀人集团。沙陀就是唐代的处月部落,处月部落东迁以后变成后来的沙陀人。照现在的考古学证据来判断的话,他们主要也是白种人。

[00:51:51]直到沙陀人灭亡、宋朝消灭了五代十国以后,伊朗系人口对东亚的优势地位在东亚本土才变得不太明显。同时,在内亚发生了突厥语居民替代伊朗语居民的过程:原先大体上是讲伊朗语的包括新疆、包括哈萨克斯坦的七河流域、包括今天乌兹别克和塔吉克斯坦的河中地这一大块地方,由讲伊朗语的居民逐步转化为讲突厥语的居民。今天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中亚的大多数民族,从语言上来讲,除了塔吉克人还是伊朗系以外,其他各民族在语言上讲都是突厥系的;但他们在人种上讲则是过去的伊朗人和后来的突厥人、蒙古人的混血儿,也就是说,包括了一部分雅利安的血统,也包括了一部分蒙古人的血统。

[00:52:49]例如像维吾尔人是现在新疆的最大民族,他们就明显地包括了蒙古帝国征服时期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带到西域去的蒙古人,这些人主要集中在吐鲁番到龟兹这一带——也就是比较靠东部的地区,也包括过去从汉朝到唐朝伊朗语系占优势的地区的那批伊朗语居民——这批人主要集中在阿图什、喀什这些西部地区。所以,现在的维吾尔民族是二十世纪初叶构建的,从种族、血统上来讲是伊朗-雅利安系和蒙古系的一个混血。吐鲁番一带的维族人,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比较接近于蒙古高原上的居民;而西部阿图什和喀什的居民,在体质人类学上比较接近于乌兹别克人,也就是说比较接近于白种人。所以你现在看到的维族人的相貌,有很多金发碧眼的、比较接近于白种人长相的,可能是西部血统比较重的;比较接近于蒙古人长相的,就可能是吐鲁番血统比较重的。

[00:53:54]而突厥语的核心现在无疑是在土耳其,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也是突厥语各国当中实力最强大的,也是泛突厥主义的中心,所以维吾尔人在海外的流亡者有很多都跑到土耳其去了。像塔吉克这样的伊朗系居民呢,他们在文化上的母体当然是伊朗。但是无论是伊朗系还是突厥系,今天新疆的主流居民,他们的根都在西方。从文化上来讲,他们要么因为伊斯兰宗教的影响要去麦加朝圣,因此他们的心向着西方,要么是从世俗文化的角度来讲,突厥文化的人心向着土耳其,伊朗系文化的人心向着伊朗。而伊朗和突厥从历史传统上来讲,都是跟东亚儒家文明平起平坐甚至更胜一筹的强势文明。像土耳其人就认为,中国古代历史所谓的伏羲和五帝其实都是突厥人,突厥人是中亚的文明民族,汉朝也好,唐朝也好,都要依靠从内亚的突厥人那里输入文明。

[00:54:57]这一点有部分的依据,就是说,内亚确实是向东亚输出了很多技术和文明。当然这个交流也不是单向的,东亚人从内亚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内亚人也从东亚那里引进了很多。葡萄酒是东亚人从内亚引进的,但是丝绸技术可能就是伊朗人从东亚引进的。伊朗现在的里海海岸一带是伊朗的一个大的稻米产区,也是丝绸产地,他们的丝绸技术和稻米技术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是在蒙古帝国打通了东亚和内亚的交通线以后从东亚学到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双方都有一定的理由说,你学了我,我也学了你。

[00:55:36]但是从历史上来讲,可以说,文明首先是在西亚产生而不是在东亚产生,东亚文明比西亚文明要晚了一千年。所以要么我们说文明不分高下,大家都是相互学习的,要么一定要分出高下的话,那么无可争议的是,西亚的文明比东亚的文明高级,主要是东亚学西亚,而不是西亚学东亚。而内亚人主要是西亚向东亚输出文明的一条轨道,所以内亚各文明无论是从宗教上看还是从文化上看,它跟西亚的关系都比跟东亚的关系要密切得多,跟土耳其、伊朗和麦加的关系比跟北京、南京和曲阜的关系要密切得多。

[00:56:18]之所以新疆目前是属于中国的,只是出于外交上的安排,由于中华民国当了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的缘故,而奥斯曼帝国当了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但是如果下一次发生风吹草动,比如说就像习近平现在思想中的计划,得罪了美国,最终导致中国在对美国的冲突中一败涂地,那么要么中国像以前的德国和日本一样,帝国遭到肢解,要么就像苏联一样,虽然没有在军事上打败仗,但是国内的社会经济全面崩溃,导致自身的瓦解,这两种情况只要发生任何一种,那么新疆的主流居民必然会向着西亚而不会向着东亚。

[00:56:57]所以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控制新疆的政策就是,尽可能地切断新疆跟西亚的关系。这对新疆本身的社会经济是相当不利的。例如在元朝时代和元明之间,像喀什、叶尔羌一带一度是天文学和各种文化交流的主要中心。叶尔羌的经学院在伊斯兰世界是非常有名的,喀什的天文台是仅次于撒马尔罕的天文台。跟北京相比,喀什的天文学家毫不逊色。叶尔羌的宗教学者也会觉得,自己不比南京和北京的儒家学者差劲。和田的丝绸匠人也会觉得,自己不会比广州的丝绸匠人和景德镇的瓷器匠人逊色。但是这些经济和文化繁荣的先决条件就是,现在的新疆这块地方能够维持它通向西亚和内亚的贸易和文化交通线。叶尔羌在清朝实行锁国政策以后,就急剧地衰退了。喀什过去是繁荣的商埠,但是在清朝封 锁以后,就渐渐退化了。在清朝后期,喀什和叶尔羌的经济文化再也不能跟元朝的时候相比,主要就是因为封闭。

[00:58:11]你从喀什人和叶尔羌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有理由憎恶清朝,也有理由憎恶蒋介石和毛泽东,因为他们过去在元朝和明朝时期是独立邦国的时候,依靠发展西方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一度是非常繁荣和先进的,现在被你们封 锁起来,就变得贫困和落后了。广州和上海的商人有理由讨厌毛泽东,也是出于类似的理由。以前在大英帝国还在的时候,上海和广州是非常繁荣的;你毛泽东一把它们封 锁起来以后,它们就变得非常贫困了,变得跟香港和新加坡没法比了。其实在大英帝国和中华民国初期的时候,上海和广州本来是比香港和新加坡强的。蒋介石跟日本一打仗,毛泽东跟着苏联对西方开战,结果就是坑害了广州人和上海人。如果能够理解广州人和上海人对毛泽东的痛恨,自然就能够理解喀什人和叶尔羌人对大清帝国、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痛恨。在他们看来,他们如果不是跟着你东亚的大帝国走,而是跟着西亚的土耳其或者伊朗走,或者是干脆独立的话,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讲对他们都更加有利,他们不会像现在这样穷困的。一旦东方的帝国发生解体、他们有了这样的机会的话,他们是很可能会利用这样的机会的。

[00:59:25]而一带一路等于是破坏了过去清朝、蒋介石和毛泽东都采取过的那种政策,它把过去封闭的西部边境重新打开了,然后新疆的突厥语居民和伊朗语居民、新疆的穆斯林现在终于可以像过去他们在元朝的时候那样跟他们在西方的同宗发生关系了。这个关系一旦重新建立起来,实力对比就立刻发生变化了。可以说,中国在新疆的统治当局,连同它在新疆的移民,能够在闭关锁国的前提之下对付新疆边界之内的突厥语居民和伊朗语居民,但是一旦边界开放,他们面对着边界内外连成一体的大批突厥语和伊朗语居民,面对着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力量,立刻就会落到安史之乱以后安西节度使和北庭节度使面对着回鹘人、阿拉伯人和西方的各个部族的那种状态。他们等于是穆斯林和突厥语居民汪洋大海之中的一个孤岛,任何一个波浪都会使他们遭到灭顶之灾,他们没有抵抗能力的。更何况一带一路的实际含义就是反对西方,在反对西方的情况下,北京政权恐怕是自身难保,更不可能有多余的资源来支持他们在西部的当局了。

[01:00:51]所以我判断,如果习近平和他周围的人员真的能够获得成功,把洋务派彻底消灭掉,能够把中国再列宁化起来,重新组织起来,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内把整个东亚和新疆的资源都组织起来向西方挑战的话,那么它将不可避免地会使目前新疆的军政当局和新疆的非穆斯林移民遭到灭顶之灾,像唐代的安西节度使和北庭节度使的残军一样,在历史上彻底消失。这些人目前仅有的机会就是,洋务派取得胜利,然后中国重新回到跟着西方走的那条路线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有一定的存活机会。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跟西方对抗,向穆斯林敞开大门,依靠穆斯林的势力来对抗西方的话,他们必定要成为穆斯林的手下败将。

[01:02:55]主持人:西藏的文化更接近印度,但是为什么它在1950年代归附到中国而不是被印度所接纳?西藏问题在中印冲突中占何种地位?

[01:03:59]刘仲敬:西藏是一个特殊的封建邦国。这样的封建邦国在中世纪的欧洲是非常常见的。它可以跟北京发生宗藩关系,但是自身又是印度边境上若干封建领主的宗主。同一个邦国既是很多邦国的藩属,同时又是其他邦国的宗主,这在封建体系中是极其正常的。在近代欧洲转型的过程中,自然就是解体论发挥了作用。最后是,像哈布斯堡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和俄罗斯帝国这样的大帝国最终解体了,原先只是封建小邦和族群的各群体最后都演化成为民族国家了,用这种方式解决了问题。

[01:04:38]但是这样做当然也不是免费的,中间是打了很多仗、流了很多血的。所以如果我们假定欧洲式的国际模式——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际体系能够普及到全世界,比如说普及到包括西藏和中国在内的东亚的话,那么为了使这块地方改造成为符合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民族国家状态,还需要流很多血,发生很多政治冲突。这就要引到我所谓的“诸夏”那个概念,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的这个大清帝国版图,必须由它现有的帝国状态重新瓦解组合成为一系列像欧洲式的民族国家,然后天下才能太平。在这之前,无论如何都是免不了冲突的。西藏只是这一系列冲突当中的一个。

[01:05:27]它以前的特殊之处在于,清政府和英印帝国政府一般情况下都不想干涉西藏的政务,因为这样的干涉是倒赔钱的事情,他们只想保持这样一种资格,就是说,其他的强权不要染指西藏。英国人的立场是,只要俄国人不染指西藏的话,英国就不会出兵西藏,但是如果俄国南下的话,英国就要进军西藏,不是想要贪图西藏的领土,而是避免西藏落入强大的俄罗斯帝国手里面。只要清朝跟西藏维持过去的宗教性质的关系,大英帝国也不反对,但是西藏如果跟清朝发生了政治性的冲突,大英帝国就要站出来充当调解人,以免双方之间的冲突影响到英印帝国的太平。这就是说,英国人采取的是一种模糊的调解人政策,它并不要求西藏归属于英印帝国,只是要求俄罗斯帝国不要染指西藏,清朝政府不要跟西藏引起太大的冲突,只要冲突保持低烈度状态,英国人是不管的。

[01:06:32]以后印度人所继承的就是英国人这种政策和状态。它并不要求西藏归属印度,也不要求西藏正式独立,但是它要求继承清帝国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北京共产党政府尊重西藏人的特殊权利,以及尊重印度从大英帝国继承下来的在西藏的若干特权。我们都知道,国民政府不承认这些权利,但是它也没有力量改变西藏的状况,所以双方没有接触。而共产党1959年用突然袭击的方法出兵西藏,撕毁了原先大清帝国、西藏和英印帝国三方达成的协议,这个严格说来是不合法的,但是印度也没有以武力反对。直到达赖喇嘛出逃,北京政府全面改变西藏的现状,也取消了印度在西藏的所有特权,印度人才提出抗议,但它也是仅仅抗议而已,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真的到了边境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印度的政策才全面转向反对中国。印度目前的政策是,保护流亡印度的西藏人,但是并不对中国实际控制西藏的现状实行挑战,但它保护流亡西藏的这个事实本身也就是埋下了伏笔。可以合理地预期,中国如果再发生周期性的动乱的话,那么流亡在印度的西藏人也会像是1912年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和他周围的人那样,轻而易举地反对西藏,然后重新取消中国对西藏的统治。

[01:08:12]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当然是不彻底的,它要求印度承认中国对西藏的所作所为,把流亡的藏人从它那里驱逐出去。但这是印度所不能接受的,不仅在外交上不能接受,在宪法上也不能接受。因为印度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虽然是一个结构不完善的民主国家,但是所有民主国家都有尊重避难者的传统义务,无论中国和西藏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西藏流亡者并没有做对不起印度的事情,那么他们在印度如果要求的仅仅是安全和庇护的话,印度是没有法定的权力拒绝庇护他们的,所以印度为了维持自身的民主性质和宪法秩序,它不能不庇护这些流亡者。然而只要它做到了这一点,它就必定会跟中国发生冲突。同时,印度除了西藏以外,在不丹、锡金这些地方还有大英帝国留下的很多封疆权利,这些权利必然要构成它和中国之间长期纠纷的根源。因此,西藏人虽然得不到印度人在政治上的积极支持,它至少可以以印度为基地,继续发展它的政治组织和文化组织,而这些政治组织和文化组织就像是漂流到海外的种子一样,在海外长大了,很容易就会回到海内的。中国共产党除非能够保证自己的江山能够万年,否则是没有办法避免在将来的某一个真空期重新把西藏送给这些流亡者的。

[01:09:38]对于这一点来说,共产党其实是处在一个绝路。它对境内的西藏人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可以对他们实行强制的汉语教育,可以强迫他们批判达赖喇嘛,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像济慈的墓志铭说的那样,是你写在水上的字,你无论在水上写字写得有多深,多么用力,都会被波浪所吞没,所谓电光影里斩春风。但是要想消灭藏人在海外的势力,那么就要求它打败印度,打败整个西方世界,这在技术上显然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人会认真考虑这件事的现实可能性,所以这个僵局是无法解决的。中国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就很像是饮鸩止渴,它每取得一个成功,就需要扩大它的战场,在海外打击藏人,打击一次成功以后,它就必须扩大它的打击范围,进行进一步的控制,但是这个控制范围的扩大就意味着它自身负担的扩大,它早晚会接近这样一个临界点——它自身的经济资源不足以支持这种扩张。例如,我可以在意大利收买意大利的一些政客,让他们打击海外的藏人——但是这当然是需要钱的,藏人可能会跑到德国去活动,我又要在德国搞类似的活动,一个一个搞活动,最后搞下来的结果就是,我除非把整个西方世界都买下来,否则我还是达不到这个目的,但是早在我能够把整个西方世界买下来以前,我自己早已经破产了。

[01:11:06]请问,如果我有买下西方世界的这么多钱和这么大的力量的话,那么我为什么不干脆搞一场共产主义革命,把整个西方世界都颠覆了,由我自己当世界老大?答案当然是,因为我没有这样的力量。但是我既然没有推翻西方世界的力量,那么我用这样的小动作搞收买又怎么能达到目的呢?凡是没有能力在正面战场上打倒对方的人,用侧面的小动作也是打不倒对方的,因为正面的斗争需要资源,侧面的收买也需要资源,双方面都是有临界点的。你不敢正面冲突,只敢侧面收买,实际上已经是承认自己处在弱势一方,你预先就已经失败了一半了,然后用这种不光明正大的收买手段,结果到达临界点。要么就是你自己力量不够了,支持不住了,像毛泽东在援助坦桑尼亚的时候,国内都快要饿死了,最终还是支持不住;要么就是,你步子走得太大,引起对方的反弹,导致西方普遍地采取麦卡锡主义的方法,这种事情目前也到了临界点了。无论哪一种前途,你一开始就可以看出,都是注定走不通的。

[01:12:11]注定走不通也就是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共产主义是注定要失败的,你为了避免共产主义失败所采取的所有迂回动作,实际上只是延长了你失败的痛苦和延长了你失败的时间而已,延长时间就是付出更多的代价,使你更加痛苦;第二就是,大清帝国遗留下来的这个超民族的帝国结构是没有办法在民族国家为主流的世界中站住脚的,无论是共产党、国民党还是其他什么人,只要你接了这个盘子,最终都要面临这方面的现实,无论你怎么处理,都不可能使所有人同样满意——这个问题跟共产党本身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但即使在没有共产党的情况下和没有共产党以后,仍然会继续发挥作用。

[01:14:32]主持人:你对郭文贵有何建议?

[01:14:47]刘仲敬:我对他本人的建议就是,现在他已经上了战场,处在暴露的位置上,就要一不做二不休了,如果退缩,会导致更大的危险。前进会有危险,但是危险较小;退缩,危险就会更大。所以如果碰上犹豫不决的事情,宁可冒较小的危险,让敌人在你的正面,不要冒较大的危险,让敌人在你的背面。第二就是,在目前这几个月内,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几个月,顶多是一年。过了这个窗口期,他的安全形势就会大大好转。但是如果他在这个窗口期被人做掉了,比如被莫名其妙的交通事故做掉了,那再怎么样也都没有什么办法了。

[01:15:32]过了这个阶段,情况就会明朗化,因为尽管如裴敏欣教授所说的那样,2012年是一个转折点,2012年以后共产党中国对西方的态度由防御性转为进攻性,以至于原先属于拥抱熊猫派的很多西方学者都感到沮丧,都开始公开地修改意见了,但是从历史纵向比较的话,共产党在西方扎的根和它能够动员的力量,比起当年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部署的那些匪谍来说是远远不如的。也就是说,如果比较的话,今天的中国尽管已经比1978年的中国强大了很多,但是仍然远远赶不上1945年的苏联;而美国虽然出了很多腐败分子,今天它的实力仍然是远远超过1945年的美国。

[01:16:25]按照现实政治的原则,在人类已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是现实政治力量处于优势的一方会主动放弃自己的优势的。如果不讲现实而讲道义的话,那么无论是美国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道义,还是它作为自由民主国家领袖的道义,这两种道义都不会容许它跟共产主义发生关系;如果不讲道义而讲实力的话,一个比1945年更加强大的美国不可能比1945年的美国更乐意放弃自己的优势。这个基本盘决定了共产党必然会失败。我们如果对什么事情还有争议,那就是,我们不知道它会怎样失败,是以珍珠港式突袭的方式失败,还是不敢突袭,只敢做小动作,最后把自己耗得油干灯尽。

[01:17:12]在这个失败的过程中间,它完全可能咬死很多像郭文贵这样的人,也可能咬死很多像你我这样的人,但是即使这种事情真的发生,就是你我他这样的人在临死的那一刻,也会像是1944年被日本人杀死的国军战士一样,尽管我没有看到广岛原子弹落下的那一刻,也完全清楚,杀死我的人是死定了的,是一定会失败的。目前的形势就是这样。你没有必要在这个窗口期增加自己的风险,但是你更没有必要在目前这个基本格局对中国共产党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对自己最终的胜利失去信心。

[01:17:54]对郭文贵来说的话,我认为他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他应该培养一个政治型团队,这样他就不必担心自己的死亡了。个人的死亡是无关紧要的,如果你的继承人会在你自己选择的那个战场上战胜你选择的敌人的话,那你死了不过像是一个军官在战场上英勇牺牲一样,不但不是失败,反而是你的成功;但是如果你只是一个想要保护自己的财产和生命的逃亡者,那么你牺牲了就是你绝对失败了。所以你要避免自己的失败,最好是进一步而不要退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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